爸爸与女儿 谢贵安《张居正官史修纂的窜改措施》
摘 要：张居恰是中国历史上知名的矫正家。当作政治上考成法和经济上一条鞭法等矫正措施的鼓励者爸爸与女儿，他在史学限度也掀翻了一场窜改：复原并矫正起居注轨制，为官史修纂储备史料，并以此为机会经管日益蔓延的皇权；在主握修纂《明世宗实录》、《明穆宗实录》和《大明会典》等官史时，将考成法应用其中，英敢于推广“专任图成，立程责效”的矫正措施，使史馆做事着力大大提高，并为后世修史诞生了典范。
要害词：张居正；官史修纂；矫正措施
所谓官史，是由政府组织实施并提供场馆经费所修纂的史册，是与民间所修的私史相对的一种认识。官史修纂既是一种修史行径，亦然一种政府机构的运作经过。官史修纂历来都不仅仅一件单纯的史学做事，往往都是一个要紧的政治行径。明代进犯的官史如《实录》和《会典》等，一般都是由内阁首辅担任总裁，因此，政治家的抱负和祈望也相似藉官史修纂来体现。当作明代中后期卓有成效的矫正家，张居正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取得光芒建树的同期，也将其矫正措施延迟到官史修纂中。但现在史学界对张居正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矫正建树研究甚多，①而对其在官史修纂上的窜改措施却关爱较少。本文拟对此问题作念一浮浅的探讨。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湖北荆州市)东说念主。嘉靖二十六年进士，初选庶吉士，授编修，因徐阶扶携，累官至右中允、国子司业和翰林院侍讲学士。隆庆元年(1567)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神宗即位后，他与神宗生母李太后、寺东说念主冯保结成铁三角关系，开动了长达十年的执政与矫正时间。当作政治上考成法和经济上一条鞭法等矫正措施的鼓励者，张居正在史学限度也掀翻了一场窜改，并在主握修纂《明世宗实录》、《明穆宗实录》和《大明会典》等官史时加以贯彻。为了作念好《实录》修纂的史料储备做事，他复原并窜改了废置已久的起居注轨制，以此经管日益蔓延的皇权。
一、复原并矫正起居注轨制，经管皇权
大家皆知，古代的变革和维新，广大是通过守旧样子进行的。张居正亦然借复原往时的起居注轨制，来终了官史修纂上的变革，以终了制约君权并储备史料的双严惩法的。
起居注轨制的产生，是儒家意志款式与君主专制轨制相互整合的摒弃。君主专制轨制履历了与秦代法家、汉初说念家的联结与分手后，最终在汉武帝时开导了与儒家念念想的攀亲。以家六合为特征的君主专制轨制，与以公六合为办法的儒家念念想，是一种相悖相成的关系，二者既相互和解和垄断，又相互矛盾和打破：儒家既以三纲相投君主专制轨制，又以天的神力和史的惩责功能经管君主权柄。[1]用迫近御前的起居注轨制记录君主的言动，就是儒家经管君主的措施之一。最早的起居注文章《禁中起居注》之是以产生于汉武帝时间，正缘于二者的相互整合。至唐代，变成了门下省的起居郎(左史)和中书省的起居舍东说念主(右史)，伴随天子上殿，退朝后录帝言论为《起居注》，以供史馆撰修国史之用的轨制。为了经管天子的步履，史臣不错公然拒却天子不雅看其本东说念主的《起居注》[2](P397～398)。
明初君臣在起居注轨制上的立场是一致的。据张居正先容：“国初设起居注，日侍傍边，记载言动，实古者左史记事，右史记言之制。”[3]朱元璋早在甲辰年(1364)三月丁卯便“置起居注、给事中”[4](卷14)。将以“秉直接书”为宗旨的起居注与以“直言强谏”为职事的给事中视湮灭律，标明朱元璋设立起居注的起先动机亦然将之当作君权的制约机制。但跟着皇权的不断加强，起居注的官职等级就从高到低不断着落。吴元年定秩正五品，洪武四年改正七品，六年时略为飞腾至从六品[5]，但至洪武九年更降为从七品[4](卷110，洪武九年十一月丙戌)，自后干脆废止了起居注轨制。这当然引起了儒臣们的动怒，他们不断提议复原起居注轨制的建议。成化时，卢玑倡议说念：“自古君王王人设傍边起居注之官，是以记东说念主君之言动、朝廷之政治、百官之贤否。我朝法古图治，岂容独缺?宜命执政大臣臆想以立之，彩选以充之，置诸傍边，敕许其直书无所忌讳，则非徒备我朝之史事，实可保管高下之良心。”[6](卷200，成化七年四月丙辰)由于疏中提到“稔恶之东说念主亦将有所畏而不敢肆”，使宪宗感到最有可能身受经管的是我方，是以未予采纳。弘治年间储巏再次提议复原起居注并记录召问始末的轨制[7](卷216，弘治十七年九月癸卯)。正德初，何瑭又提议：“令修撰、编修、检验，番直史馆，凡皇上之起居，臣工之论列，大政治之因革张弛，大臣僚之升降拜罢，王人令即时记载。”[8]嘉靖十一年八月，翰林院学士廖说念南再次建议“复史职。谓左史记事右史记言，古制王人然。惟我太祖之设起居注，仁宗之开弘文馆，亦并师此意。自宣德后，相权重，史职轻，而起居注寝废矣。皇上法古君王言动为世则，虽常命官编纂御札，而职非专设，事未责成。今宜复圣祖旧制，选翰林中学行才识优卓者，俾其职兼起居注，日志言动，以致邦有大政，民有大眚，王人令书之以征时政，则史职不为虚设矣”[9](卷141，嘉靖十一年八月乙未)。由于起居注迫近御前的特质，对天子的一言一动都加以记录，无疑会使君主受到经管，因此世宗名义上“嘉其意忠”，但过后绝不睬睬。
万历初期，张居正柄政，以其矫正家的气魄，复原了起居注这一进犯的史料储备轨制及君权制约机制。万历元年八月，翰林院编修张位“请令翰林诸臣日输数东说念主直史馆，候有明旨及朝讲召对、宫禁游习，凡一言一溜，据见闻记之，其各衙门所奏行大事关白内阁者，亦据起因纪其大约，俱俟阁臣裁定，藏之秘府，以备参考”[10](卷16，万历元年八月癸酉)。张居正收拢这一时机，上了本《议处史职疏》，对起居注轨制复原的进犯性及措施都作念了翔实证明。据《明神宗实录》卷35载：“(万历三年二月丙申)先是，翰林院编修张位疏饬史职以光新政，礼部覆议，裁定史职系阁臣题请。于是大学士张居正议：‘国初设起居注……迨后详定官制，乃设翰林院修撰、编修、检验等官，盖以记载事重，故设官加详，原非有所罢废。但自职名更定之后，遂失迟早记注之规，以致累朝以来，史文缺略。’”于是要求复原起居注轨制。
但由于以前的起居注轨制难以相宜面前的本色，因此他提议了一些相应的变革措施。具体说来，有以下三点：
第一，设立日讲起居注官，对天子的言动进行记录：“照得史臣之职，以记载起居为重，顾宫禁邃严，流传少实，堂帘隔离，听睹非真，则何故据事直书，传信垂后?看得日讲官密迩天颜，见闻澄莹，又每从阁臣之后收支便殿，即有密勿，谋议非禁秘不可宣露者，阁臣王人得告语之。合令日讲官乌轮一员，专记注起居，兼录圣谕、诏敕、册文等项及内阁题稿”，“经筵日讲，则讲官即记注起居，亦不消另用侍班”。[3]即在日讲官中，乌轮一东说念主为起居注，专记天子言动；天子上朝时，由轮值的日讲官与另外三位史官，一共四员，伴随上朝，记录天子言动，并法例了日讲起居注在野的具体位置：“谨按礼节定式，凡遇常朝，记事官居文武第一班之后，近上便于不雅听，即古螭头载笔之意。洪武二十四年，定召见臣下仪，以修撰、编修充侍班官，即古随使入直纪事之意。今宜撤职祖制，除升殿例用史官侍班外，凡常朝御皇极门，即轮该日志注起居并史官共四员，列于东班各科给事中之上。午朝列御会极门，列于御座西稍南，专一记注言动。”[3]关联词，日讲起居注官的记录领域，较以前伴随天子傍边的起居注要小，对“禁秘不可宣泄者”弗成知闻和记载。日讲起居注官所能记载的行径，也就是一般的日讲、郊祀、耕籍、幸学、大阅等行径：“凡效祀、耕籍、幸学、大阅诸大典，亦令侍班伴随记载。”[3]张居正设立日讲起居注的矫正措施得到推广。万历三年三月，张居正推选“日讲官丁士好意思等六员轮赴史馆记注起居，以修撰王家屏、徐显卿、张位、于慎行、沈懋孝、编修沈一贯编修章奏”[10](卷36)。
第二，由触及国度高明确当事大臣兼担起居注之责，记录或追述“秘殿独对”的经过，封送史馆当作修纂官史的依据：“至于时常宣召，及大臣秘殿独对者，恐有高明，不消用史官侍班，但令入对大臣自纪圣谕、奏对始末，封送史馆诠次。”[3]其意是说，天子在宫中发生的宣召、秘殿独平等行径，由于事涉国度高明，未便让日讲起居注官参与，便由被召对的大臣我方书写后封送史馆中的起居注馆，以作修纂实录之用。张居正所提议的这种轨制，直到他身后好多年仍在延续。如《神宗实录》卷219载，万历十八年二月五日，神宗对雒于仁热烈袭击我方好色之徒的奏本，十分恼怒，在内宫召见内阁大臣申时行等东说念主时，要求严办，但申时行软磨硬泡地加以逼迫，提议若是神宗能够赐与优容，“容臣等载之史册，传之万世，使万世颂皇上尧舜之君”。这里知道出这么的信息：依据老例，被召大臣可将皇上的言动加以回忆并记录，封送史馆。又据《神宗实录》卷593载，万历四十八年四月戊午，大学士方从哲诣念念善门为皇后哭临毕，随诣仁德门向神宗问安，并“请亲至御前一睹天颜”；遽然，内使召他入见于弘德殿御榻东间，“上侧身卧。从哲西向行四拜礼”；神宗述其病状后，“抬头目从哲云：‘先生试看朕容。’且动手腕令看。从哲跪前仰视，圣颜真实清减”。《实录》终末说：“时上自言病状甚悉，语多弗成尽忆。”这较着是经方从哲回忆后，由日讲起居注整理而成的。
第三，设立起居注馆，编纂六曹章奏。张居正提议在史馆中设立起居注馆：“其朝廷政治见诸司章奏者，另选年深文体素优史官六员，专管编纂。事分六曹，以吏、户、礼、兵、刑、工为次，每东说念主专管一曹，俱常用在馆供事，不许别求差遣及托故告假等项，致妨公事。”即选史官六东说念主，将日讲起居注官所记天子之言动，和当事大臣封送史馆的“秘殿独对”履历，以及吏、户、礼、兵、刑、工六曹章奏，编纂成《起居注》和《六曹章奏》。“其诸司章奏，该科奉旨发部，即全抄送阁转发史馆”后，由六位史官编纂成册，“其记载体例，祗备事由颠末”。[8]《起居注》及《六曹章奏》修成后，藏于匮中封存，俟日后修《实录》之用。张居正的这条矫正建议得到推广，编纂《六曹章奏》的做事顺利进行：“(万历四年正月)甲寅，以编修沈渊、黄凤翔充起居注馆编纂章奏。”[10](卷46)尽管张居正物化后遭到神宗的计帐，但其所设立的起居注馆及编纂《六曹章奏》的措施并未中断，直到万历末年还在进行。万历四十五年九月辛未，大学士方从哲题：“起居注馆例官史官编纂《六曹章奏》，请补周延儒等六员。”[10](卷561)万历四十六年五月己丑，“以编修林欲楫、马之骐，检验丁绍轼、王祚远、冯铨、李国木普等充起居注馆纂修”[10](卷570)。其实，张居正复原起居注的措施，达到了两个办法。一是完善了实录修纂的史料储备轨制。在他担任实录总裁时，深感由于枯竭起居注轨制，致使研究天子言行的史料严重不足：“迩者，纂修《世宗》、《穆宗实录》，臣等祗是总裁，凡所裁剪，不外诸司章奏稍加删润，檃括成篇。至于仗前柱下之语，章疏所不足者，即有见闻，无凭增入。是以两朝之大经大法，罔敢或遗，而二圣之嘉谟嘉猷，多所未备，此王人史官职废致然也。”[11](卷13)因此，起居注轨制的复原，为畴昔修纂《神宗实录》提供了满盈的史料依据。二是经管了君权，具有提倡政治公开性的意味。所谓公开，就是由史官记录并编纂成史，让君主的一言一溜走漏在可能猜度的令人瞩目之下，并以直笔无讳和流芳遗臭的史学评价机制经管其步履。张居正设立日讲起居注的效果，非常于在天子身边装配了一个录像监视器，君主在日讲、郊祀、耕籍、幸学、大阅、上朝的一言一动，都被摄入镜头。其令宣召和秘殿独对确当事大臣兼任起居注官的措施，使天子与枢臣之间的政治行径，也被纳入了官史编纂和史学制约之中，成为可能明示后世的对象。本色上，张居恰是将档案的守秘轨制作念了进犯矫正。中国古代莫得如现代好意思国这般的30年档案解秘轨制，因此有不少深重档案从不明秘，直到其政权被推翻才为东说念主所知，以致有因捐躯档案而使其真象永不剖释的情况。张居正倡导的由秘殿召对确当事大臣追述亲历经过，并封送史馆觉得修史之凭的措施，无疑加快了档案的解秘经过，使现代政治和历史至少在史官这一层面上获取公开，起到了一定的社会公论监督的作用。
正因为张居正建立的这种起居注轨制具有公开性，是以起居注轨制复原后，对君权起到了不言而喻的制约作用。据《春明梦余录》载：“一日神宗顾见史官，还宫偶有戏言，虑外闻，自失曰：‘莫使起居闻知，闻则书矣。’起居之成心主德如斯。”[11](卷13)
二、专任图成，立程责效：官史修纂的打算科罚
张居正于万历元年(1573年)推广考成法。考成法的特质是“立限考事”，“以事责东说念主”，即由各部衙制定一式三份收发文簿，辩认留部作念正本，送六科备注，交内阁窥探，据其说念途遐迩、事情缓急，“定程限，立文簿，月晦刊出。抚按稽迟者，部院举之；部院容隐欺蔽者，六科举之；六科不觉察，则阁臣举之。月有考，岁有稽”[10](卷19，万历元年十一月庚辰)；其效果正如傅维麟《明书》所嘉赞的那样，虽“万里除外，朝下而夕奉行，如疾雷迅风，无所不披靡”。统共官员，百事惟谨，致政风大变，着力提高。张居正的这种考成法，也施诸官史修纂上，从而变成了“专任图成”和“立程责效”的打算科罚轨制。
明代官史修纂中最主要的史著就是《明实录》。由于官场退步，科罚纷乱，东说念主浮于事，立场懒散，致使《实录》修纂久拖不成。按照惯例，参与官史尤其是《实录》修纂的东说念主员，书成之后都会得到升擢和表彰，因此，史馆修纂东说念主员的调入，相似成为内阁大臣援救朋友的机会。他们“各荐所知”，不顾才质，摒弃或然举荐的史官非老即病，或入馆“经宿而死”，被东说念主讥为：“布帛菽粟苦，史馆备矣。”[12]更为好笑的是，一些誊录官征入史馆后未及誊写，即遇丁忧服阕，至服满回京，书已修成，未缮一字，仍照常获取升赏：“或初充史馆誊录，未举一笔，以丁忧去，服阕，适书完，遂由员外进郎中者爸爸与女儿，其妄干恩泽，紊乱旧章，曾无一东说念主举觉。”[12]由于枯竭有用的科罚，史官相似懒散无纪，或轻松请假不来编摩；或天热时不顾体面，竟在史馆“多亵服援笔”[12]；以致在史馆中吵闹对骂，权威扫地。景泰间修《天地通志》，史官丁与宋怀“忿怒媲好意思，詈言于馆中”，有东说念主写诗讥讽说念：“筹商丁公性太刚，宋卿凌慢亦难当。乱将辣手抛青史，故发伧言污玉堂。同辈多情难劝解，外郎失仪便传扬。不知班马韩欧辈，曾为修书闹几场。”[12]这就是张居正矫正史馆前的气象。
张居正执政之初，朝廷修纂《世宗实录》逾六年未成，此后又先后上马了《穆宗实录》和《大明会典》等大型修纂工程。面临这种复杂的风景，当作首辅兼总裁的张居正提议了“专任图成”、“立程责效”的矫正措施并推广相应的打算科罚轨制，很快扭转了史馆懒散、史册久修不完的风景。具体来讲，张居正的官史修纂矫正包括以下两个措施：
第一，推广“专任图成”，“立程责效”的措施，实行正副总裁使命制和分层科罚。张居正提议：“事必专任乃不错图成，工必立程尔后能责效。《世宗肃天子实录》开馆纂修今经六年，迄无生效，盖以未曾专任而责成之故也。盖编撰之事，创始、修饰、计划、润色，必本事不竭不断乃能成书，而职责要紧又在副总裁官。吏部右侍郎诸大绶、礼部右侍郎王希烈原系《世宗天子实录》副总裁，今各馆草稿未经修饰，宜责二臣专管……立为程限，每月各馆纂修官务要编成一年之事，送副总裁看详；副总裁务要改完一年之事，送臣等删润。每年五月间、十月间，臣等将纂脱稿本各进呈一次。大约终月可完一年之事，终季可完三年之事，从此渐次积聚，然后后功可期。”[10](卷5)所谓专任责成，就是要求各史官之间有明确的单干；分层科罚，就是不同级别的史官承担不同的修纂任务，起先是纂修官修纂史稿，然后由副总裁“看详”，终末由总裁“删润”。跟着修纂做事由具体到全面的莳植和史官由初级到高等的变化，对完成稿子数目的要求也相应发生变化，即发达修纂事宜的纂修官每月要编成一年之事，只发达“看详”修改的副总裁每月则要改完一年之事，而总裁则要发达一起报上来的稿子的“删润”审查做事。立程责效，则提议了实录修纂的时分期限，并法例每年五月和十月进呈两次修成稿。
张居正我方对专任责成轨制身膂力行。固然身为内阁首辅，日理万机，但他如故尽到了一个总裁应尽的职责。总裁是史馆业务的总发达东说念主，发达史册修纂体例的制定、内容的取舍，和谐均衡副总裁奉上来的史册草稿，加以“删润”，同期也发达馆内纂修东说念主员任务的分派及监督。史馆一般设多位总裁，首席总裁多由内阁首辅兼任，第二总裁由次辅担任，顺次类推。首席总裁负总责，其他总裁则协助首席总裁发达实录修纂的业务做事。首辅张居正担任《世宗实录》及《穆宗实录》总裁时，就十分发达，自谓“无一字不经臣删润，无一事不经臣计划”[10](卷65)。这决非自重，而是信得过表白。神宗曾油然而生地奖饰：“皇祖《实录》王人经先生看改!”
第二，采纳联结上风军力，各个击破的政策，次序修纂《世宗实录》、《穆宗实录》和《大明会典》。这是立程责效的另一种表现。其时，除了《世宗实录》外，《穆宗实录》也在纂修之中。张居正忙而不乱，以矫正家的派头和远见制定了《世宗实录》与《穆宗实录》修纂的总体计较，决定两部《实录》同期并进，但先结协力量完成篇幅较少的《穆宗实录》，然后再联结一起力量纂完卷帙繁多的《世宗实录》：“顾皇祖历世四纪，编纂卒难就绪；皇考临御六年，刻日自可竣功。俟纂成之日，令两馆各官并纂《肃天子实录》，则两朝大典不错次序告成。”
按照张居正分两步走的打算，《穆宗实录》于万历二年七月甲申顺利完成。进呈的《穆宗实录》共70卷、《穆宗宝训》8卷，加上目次及凡例共为80册，自始修至完工仅用了两年不到的时分。
朴直总裁张居正联结全力修纂《世宗实录》时，万历四年六月，《大明会典》的重修又拉开了帷幕。这无疑加剧了史馆修史的包袱，使情况变得较为复杂。当作《世宗实录》的正副总裁，张居正和汪镗等又都兼任《会典》的正副总裁[10](卷51、52)。修纂官也相互兼任，如马自立等“方纂修《世宗实录》，诏不妨以原务兼修”[10](卷51，万历四年六月乙酉)；万历四年九月丁未，“命《实录》纂修官检验王弘诲充《会典》纂修官”[10](卷54)。《大明会典》的工程量也很大，据万历十五年发行的《会典》来看，因为补入嘉靖二十八以后至万历十三年的史事，使篇幅增至228卷。在上述情况下，张居正莫得过分地漫衍元气心灵，仍坚握专任图成、立程责效的窜改措施和既定打算，以有限的东说念主力从事《大明会典》的修纂，仍然联结主要力量修纂《世宗实录》。
到万历五年八月甲戌，前后花了十一年之久的《世宗实录》最终好意思满。这部巨著长达566卷，加上同期修纂的《世宗宝训》24卷，共590卷。如斯长篇巨制能够顺利完成，无疑给力于张居正在修纂轨制上的矫正和科罚到位。《世宗实录》不仅速率上进展较快，更进犯的是，质地得到了保险。由于张居正的正确导向，史官坚握据实直书，如《世宗实录》在记兵部右侍郎魏谦吉生通俗，就敢于对这个恶棍发迹的深层配景进行揭露：“谦吉，狂率恶棍，不类衣冠士。其居官终始，所至无一善状。淫暴掊克，若饿鸱乳虎。至于锥刀乞索，即贩子东说念主羞言之。属时政污浊，遂致位卿尹，恩恤隆备若此!”[9](卷485)这不仅是对魏谦吉个东说念主的贬斥，亦然对世宗朝退步政局的控诉。在张居正窜改精神的诱导下，《世宗实录》修纂取得了巨大的生效，成为《明实录》中最佳的一部。清代徐乾学在《明史例案》卷二中评论说念：“明之《实录》，洪、永两朝最为率略。莫详于弘治，而焦芳之笔，接洽殊多倒置；莫疏于万历，而顾秉谦之修纂叙述，一无足采。其叙事凝视而详略适中者，嘉靖一旦费力。仁、宣、英、宪胜于文皇，正德、隆庆劣于世庙，此历朝《实录》之概况也。”
成人熟妇小说在线此外，对于官史修纂机构的史馆，张居正也提议了一些矫正建议，如完善供给轨制、门卫轨制等等。明代史馆所需办公用品实行供给制，供应内容包括酒饭、文字、柴炭、桌、凳、砚、炉、象牙书圈、纸札等。张居正为了保证终了专任责成的办法，坚握完善史馆供给轨制。万历四年七月丁未，“大学士张居正等以重修《会典》，请日给副总裁、纂修等官及各员役供事者酒饭、文字、柴炭等项，照旧开支。其桌、凳、研、炉、大小象牙书圈，内监照数送用。刑部、都察院按月支送纸札”[10](卷52，万历四年七月丁未)。张居正还在《议处史职疏》中要求将史馆中的东面四馆改成起居注馆，并提供相应的物资条目：“其合用纸札、文字、酒饭等项，照纂修例给。”他还提议由政府向史馆提供校尉、做事吏、裱褙匠等职工，以撤销修纂史官的黄雀伺蝉。重修《大明会典》时，张居正就建议“外用做事吏二十名，分送各馆科罚册籍，启闭馆门，匠役并校尉照旧应用”。门卫轨制亦然史馆科罚的进犯要津之一。为了保证修史环境的平安，提高修史着力，同期也作念好守秘做事，张居正建议史馆要加强门卫轨制，不准闲杂东说念主员轻松收支。他在《议处史职疏》中上言：“除典守誊录东说念主役伴随同事外，一应闲杂东说念主等，不许擅入!”守卫史馆的东说念主员就是前揭之校尉。
三、张居正官史修纂窜改的兴味
张居正建立的起居注轨制，终明之世都或显或隐地证明着述用，不仅《神宗实录》庸俗采纳了《万历起居注》的史料，以致《光宗实录》也都受到了万历初所置日讲起居注官编纂《起居注》轨制的影响。该书《进实录表》云：“发秘藏于内府，蒐职掌于诸曹，自华渚虹流之辰，迨鼎湖龙驭之日，于凡起居言动，政令批裁，以至事涉宫闱，计关宗社，书宁详而毋略，言必信而有征。”可见，此时仍有日讲起居注记注光宗的言动，并为《光宗实录》所采纳。
张居正在史馆的矫正，为后世积聚了较为丰富的教训。天启元年三月，御史周宗建在所上《请修(神宗)实录疏》中，将张居正“专任图成”和“立程责效”的念念路上前发展了一步，建议《神宗实录》修纂要让总裁分年专任，“今请略仿万历初年，责令总裁分年专任，示以齐整”；同期要求升引学有特意的史官承担修纂任务，“方今承明，文章之庭，虽称济济多才，而学有特意，事难兼习。如星历、乐律、河渠三项，非藉精采，终难虚课”；终末要求按照万历初年修《世宗实录》的作念法，严立程限，不准史臣“乞私差而图轻易”。[13](卷1)清代实录馆推广正副总裁专任责成的轨制[14]，亦然对张居正在明代官史修纂中教训的汲取和发扬。
“世间已无张居正”后，“使咱们这个高大的帝国失去要点，步骤不稳，最终陷落而坠入幽谷”[15](P76)。明朝不仅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出现了大倒退，在官史修纂上也出现了滑坡的风景。莫得总裁张居正的史馆，再次处于科罚纷乱和懈怠弛废的气象：由于史馆枯竭调治，莫得顾及修史的本色门径，而是过早调入誊录东说念主员，致其滥竽凑数，虚靡俸禄。焦竑(1540～1619)针对这一气象指出：“至史馆两房中书，本供缮写。今始事之日，方翻阅遗文，蒐讨故实。动笔之期，茫无影响，誊录之官，安所用之?似当暂为住手，俟他日脱稿之后，经总裁改定，方可取用，量为资给，不但冗费可裁，而亦侥倖少抑。”[11](卷32，《修史四事》)同期，修纂东说念主员懒散无纪，上班时分轻松收支史馆，在史馆外置办私寓，浪漫宴饮，并常以多样借口请假回家。万历三十四年十一月戊辰，礼科右给事中汪若霖品评说念：“自今史局浸成浮寄之区!”[10](卷427)《神宗实录》等官史的修纂频年累月久拖不成，天启五年正月癸酉，失去耐性的熹宗严责史官说念：“皇祖《实录》开馆于今照旧五载，而未告成，虚靡廪禄，各官职守安在?”更进犯的是，自张居正修成《世宗实录》后，史馆再也莫得产生如斯与众不同的官史了。
从正反两方面证明，张居正在官史修纂中的窜改，其兴味吊问凡的。
参考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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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周宗建.周忠毅公奏议[Z].清同治六年刊.
[14]王清政.清代实录馆考述[J].江汉论坛，1999(2).
[15]黄仁宇.万历十五年[M].北京：中华书局，1982.
凝视：①对于张居正的研究效果甚多，代表性的有杨铎《张江陵年谱》[中国史学丛刊](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陈翊林《张居正评传》(中华书局，1934年)、朱东润《张居耿直传》(开明书店，1945年)、唐新《张江陵新传》(台北：中华书局，1968年)、韦庆远《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广东高等教会出书社，1999年)等，但均未对此问题伸开证明。
作家简介：谢贵安(1962-)，男，湖北襄阳东说念主，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评释、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明清史及中国史学史研究。
本文原载《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2月第1期爸爸与女儿